彩色电视机现在再普通不过，几乎每家都有，有的还不止一台。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彩色电视机确是非常稀罕的，谁要是家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那肯定是家里不但有钱，还有后门。我们家那时候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看电视还要去别人家看。别人家有黑白电视机，十二寸的，更大一些的是十四寸的。有电视的人家每到晚上，就把电视机摆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就搬着小板凳像看电影一样来占地方。看哪个台也主要是看大家伙的意见，要看什么大家都看什么，因为都在看一台电视机。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黑白电视机要把亮度调的低一点，这样能保护电视机。所以，这家的主人总是把黑白电视机调的很暗，屏幕看起来黑乎乎的，很难受。如果有人提意见，说能不能调的亮一点，这家主人总是很不情愿，轻轻地拧那么一下，也没有比以前亮多少。过一会，主人就又拧回去了。

父亲那时候在公社上班，公社里有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坏了，只有父亲会修理，父亲就把电视机搬回家修理。电视机修好了以后，在我家放了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真是很幸福的，每天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视，而且可以自己作主，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还有街坊邻居来我家看电视了。可是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得不把电视机搬回公社了。

我后来去县城上学，住在爷爷奶奶家里。爷爷是离休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次看电视都是去别人家。爷爷离休时单位给了一笔钱，一千五百元，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很大一笔钱了。有人劝爷爷买一台电视机，爷爷总是说怕影响我学习，所以一直没有买。

就在一九八三年，爷爷跟我的舅姥爷联系上了。舅姥爷是我姥姥的弟弟，我母亲的舅舅。舅姥爷早年出去参军，解放后在西北某省任职，官至该省的副省委书记。后来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舅姥爷儿时曾经在我们村上学，跟我爷爷从小就认识。没想到后来拐弯抹角还成了亲戚。虽然舅姥爷远在北京，对老家的人和事都是爱莫能助，但是对我们来说，能在中央有亲戚，对我们全家来说都好像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爷爷于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带领着我姥姥、姨姥姥两个不认字的农村老太太，还有我的大姐二姐，浩浩荡荡地去北京拜访我的舅姥爷，住在舅姥爷家里。亲朋老友相见，格外亲热。舅姥爷陪着爷爷他们在北京玩了十几天，逛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才回来。

爷爷从北京回来后，炫耀地跟很多人谈论在北京的见闻，怎么跟他的老同学、亲戚，也就是我的舅姥爷在北京相见，怎么一同在北京游玩。很快，在县城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爷爷在北京、党中央有亲戚，很是羡慕，虽然有这样一个当大官的亲戚我们家没有沾上一点光。

有一天，爷爷的一位老同事，也是离休的一位老干部，找到我爷爷，说道：“老曹啊，你看你在北京有那样的一个当大官的亲戚，看能不能帮忙给我办一件事啊？”爷爷虽然上了一辈子班，但是从来没有当过领导，也没有人来求爷爷办过事。这一次有人来求他帮忙，爷爷很高兴，忙问：“你有什么事尽管说！”那人说：“你看，咱们离休在家，也没什么事。这不，离休时国家还给咱们发了一笔钱，你看能不能求你在北京的亲戚帮忙给我买一台彩色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当时在整个县城也没有几台，有些人是有钱也弄不来指标。爷爷心想北京中央的大官，买一台彩色电视机应该没有问题，就满口答应了下来。那人看爷爷如此干脆利落地答应下来，高高兴兴地走了。

爷爷连夜给我舅姥爷修书一封，大意是自己离休在家，国家给了一笔钱，生活很满意。但是整天在家呆着也无事可做，想让我舅姥爷帮忙给买一台彩色电视机。爷爷第二天就匆匆忙忙地把信寄走了。接下来几个月一直没有北京的消息，爷爷的那个老同事经常来催问。因为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话，也无法跟北京的舅联系上。爷爷也不好意思为了一台电视机再次写信去惊动我的舅姥爷，人家毕竟是中央的领导啊。

终于有一天，北京的舅老爷托人从北京捎信回来，说彩色电视机已经买到了，是日本产的，十八寸，还是带遥控的。电视机过几天就让人从北京给捎回来。当时，别说在小县城没有一台带遥控的彩色电视机，就是在北京的舅姥爷，中央的领导，自己家看的电视机还是不带遥控的呢。爷爷赶忙兴高采烈地去通知那位老干部，说电视机过两天就从北京捎回来了，让他赶快把钱准备好。当时那位老干部一听电视机的价钱，马上变了脸色。那台彩色电视机的价钱差不多正好是老干部离休国家给发的离休金的数目，一千五百元左右。老干部说道：“我再跟我们家老婆子和孩子们商量商量吧。”爷爷一听心里没了谱，耷拉着脑袋就回了家。第二天爷爷又去那个老干部家问，老干部说电视机太贵了，他们家决定不要了。爷爷生气地从老干部家出来，心里火烧火燎的。电视机明天就要捎回来了，那个天天去催的老头子又不要了，这可怎么办那？

爷爷于是把县城离休的老干部家挨家转了一遍，问人家要不要彩色电视机。最后，终于有一个老干部的儿子，经济条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