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里收缩，所以原本北面的健德门和安贞门就被废弃了。现在北京市北三环和北四环中间的北土城路，还保留有元大都的北墙遗址，北土城西路上的健德桥，就靠近当年的健德门，北三环上的安贞桥，则在当年安贞门的正南方。

明初的北平府相比元大都，只有健德门和安贞门被废弃，另在新北墙开德胜门和安定门，别的没什么变化。但在永乐皇帝定北平府为陪都，改名北京顺天府，加以重修以后，因为南北的城墙缩短了，所以这两侧各三门改为各两门，总共只剩下了九座城门。

从南墙开始说，中间元代称丽正门，明朝正统年间改名为正阳门，现在俗称“前门”。东面是宣武门，旧称顺承门。西面是崇文门，旧称文明门，俗称“哈德门”——传说是英国人为了纪念庚子事变中阵亡的哈德将军，逼迫清政府改了名，为此还一度被百姓称为“国耻”，其实这是讹传，哈德门的名字是从元代“哈达门”俗称转变过来的，和英国佬一点关系也没有。

再说东墙，元代由北往南分别是光熙门、崇仁门和齐化门，明代则是光熙门（重修后废弃）、东直门和朝阳门。西墙，元代由北往南分别是肃清门、和义门和平则门，明代则是肃清门（重修后废弃）、西直门（原名彰仪门）和阜成门。

北墙元代有健德门和安贞门，明代改为德胜门和安定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九门的名字，自明朝正统年间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今天，都没有什么更改，一般称为“内九门”。为什么叫内九门呢？因为这九个门围着的，乃是北京的内城。

按照古制，所谓“内城外郭”，城墙最好有两重，而明代中期以后，因为北京城外人口激增，就有官员上奏请求修建外城。于是嘉靖皇帝在1553年下诏先修筑外城的南面城墙，后来因为财力不足，就停了工，光把修好的外城南墙“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拐个弯接上内城，使得北京城从原本的方形变成了一个“凸”字形。

外城有七个门，东北角是东便门，东墙有广渠门，南墙东为左安门，中为永定门，西为右安门，西墙有广宁门（清朝后期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名讳，改为广安门），西北角是西便门。

除了这内九、外七总共十六座城门外，现在所谓的和平门是在1926年开的，此外，日占时期在内城扒开两个缺口，开了启明门和长安门，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政府改其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三座城门，明清时代是没有的。

第三卷

五雷咒(1)

袁忠彻和刘鉴、王远华一样，都测算出了北京城里邪气贯天，冲城而去，虽然他不清楚此事的前因后果，却也知道非同小可。再加上尚宝司的职责本就包括着为大明朝驱邪避灾、安运禳气，所以袁忠彻对此事更是上心。他在万岁山上把那个番僧的镇物十字架先按原样埋好，又念了几句咒语，完成祈攘，然后就原地等着人来通知。时间倒也不长，宋礼很快就派了个顺天府的衙役前来，告诉他番邦妖僧的去向，袁忠彻丝毫不敢怠慢，立刻冲下山去，跨上坐骑，快马加鞭出了西直门，很快就赶上了缓缓骑行的刘鉴和王远华。

刘鉴原本最担心捧灯的安危，盼望着袁忠彻早早跟来，可他刚从王远华那里听说了有关《镜鉴记》之事，勾起了天大的好奇心，偏偏这个节骨眼上袁忠彻打马赶到，使得询问无法继续下去，这让他不禁窝了一肚子的不满。

袁忠彻可并不清楚刘鉴的不满，眼看前面两人在策马缓行，就急匆匆跟了上来，虽然看出刘鉴脸色不大好，但自从他们结识以来，八字相克，处处针锋相对，互相就从来都没有脸色好看的时候，司空见惯了也就不以为意。因此他也不打招呼，只面带得意地瞟了那两人一眼，伸手就从腰间的“饕餮袋”里摸出个小罗盘来。

这罗盘不过掌心大小，盘面上却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什么天干、地支、四方、五行，竟然连六十四卦都是全的，比风水师常用的罗盘要花哨的多。袁忠彻骑在马上，捧着罗盘测了好一会儿，眯着眼睛想了想，收起罗盘，又掏出一把黄金铸就的小算盘扒拉起来。刘鉴和王远华歪头看着，他们都是内行，只见袁忠彻把算珠从头拨到尾，又从尾拨到头，算了个天大的乘法，然后停了一下，摇摇头又算了个普通的加法，那张方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意。

袁忠彻算罢，还是没有招呼另外两人，自顾自收起法器，一抖马缰，大大咧咧地走在了前面。刘、王二人虽然对此人的自鸣得意颇感厌恶，但没别的法子，也只得催马跟上。就这么跑了十多里地，眼看前面已经没有大路，只见道路尽头有一条接山的小径，弯弯绕绕兜过山边，看不见尽头。山前道南盖着两间小茅屋，屋旁有一大片菜地，一个老汉把着柄锄头正在地里忙活，一个老太太在院子门口摆了个小菜摊。

三人放慢步伐，相互对望了一眼。袁忠彻跑到菜摊跟前，“吁”的一声扯停了坐骑，弯下腰来问老太太：“咄，兀那婆子，可曾见过一辆装棺材的马车打从此处经过么？”

乡下村妇，除了新年时在